“一部书画史，半部在湖州。”作为江南经济文化重镇，湖州自古繁华，文脉兴盛，不仅是“文房四宝”之首的湖笔产地，而且还孕育出诸多书画名家，如三国曹不兴、北宋燕文贵、元代赵孟頫、近代吴昌硕……皆可谓开宗立派之大师。此外，“二王”、智永、颜真卿、苏轼、米芾等书坛巨擘亦曾旅居菰城，或为官吴兴，其共同构成了湖州书画史上的璀璨群星。湖州之所以巨匠辈出、大师云集，在于其水路密布、交通便捷，故历来商贾云集、经济活跃、民众富庶。民国时期，湖州依然是水上交通要塞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，故引得众多钱庄、银行来此设立“分号”。时任中国银行湖州分行行长陈左夫，既是一位银行家，更是一位著名篆刻家。

　　更名“左夫”

　　陈左夫（1912-1998），名浩然，字左夫，以字行，江苏启东新港人，著名书法篆刻家，曾任中国银行湖州分行行长，生前系西泠印社社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杭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顾问、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，有《左夫刻印选集》行世。

　　陈左夫自幼聪慧，少时曾辗转就读于江苏海门启秀初级中学、上海浦东中学高中部。1931年，他高中毕业，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，读经济金融。大学期间，爱好文艺的他选修了《文字学》，不曾想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。在老师指导下，他拿起刻刀开始刻印。由于是“左撇子”，用左手操刀，故字“左夫”，且此后以字名世。1934年，复旦大学毕业后他就进入中国银行工作，并因抗战爆发而随之辗转浙西工作。1945年，30出头的陈左夫因业务出色被调至中国银行湖州分行担任襄理，后任行长。湖州解放前夕，他还积极发挥自身影响，奔走协调，为湖州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放贷股股长；1954年后转至教育系统工作，先后在杭州第四中学和第六初级中学任教直至退休。

本文图片为陈左夫艺术作品

　　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艺术之别材，首先在天分。但仅凭天分是难以大成的，后天之努力和所处之环境亦十分重要。若从这点来看，陈左夫无疑是幸运的。他大学毕业进入金融界，这在当时可谓衣食无忧。加之时值战乱，当局更加关注战局动向，而对文化艺术领域几无限制，使艺术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。战争还点燃了广大艺术家的爱国情怀，极大地激发了其创作热情与艺术灵感。

　　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下，陈左夫相继结识了邓散木、韩登安、余任天、谭建丞、林风眠、张宗祥、潘天寿、沙孟海、陆维钊等书法篆刻大师，交往颇深，耳濡目染。但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虽有诸多名家大师指点，但却没有轻易依附哪门哪派，而是一如既往地独自探索，正暗合浙派“思离群”之艺术精髓。

　　印外求印

　　创新既需天赋，也讲机缘。如果说石鼓造就了吴昌硕、吉金铸就了黄牧甫、封泥成就了赵古泥，那么上天也再次眷顾了陈左夫。1945年秋，他调到湖州中国银行工作。爱好藏书的人都知道，湖州是晚清闻名的陆心源氏“皕宋楼”“千瓦亭”藏书、藏砖所在地。当时，藏书早已遗失，而藏砖却完整地陈列在陆氏“千闲草堂”左右两侧的壁橱里。多达千余块汉魏六朝时期的墓砖除少部分为当时文人所书外，绝大部分出自工匠之手。这些天真烂漫的砖刻引起了陈左夫浓厚的兴趣，也打开了其“印外求印”的取法思维。

　　他的印章字法不落俗套，既有篆书的砖化，也有简化字的篆化，还有简牍的雅化，变化之丰富、组合之和谐令人叹服。章法则深受邓散木影响，以邓氏之“十四种章法”为基，继承其写意挥洒的“艺术灵魂”，并结合灵活多变之字法巧妙布裁，字随意变，意随字化，虚实互映，浑然天成。需要指出的是，其对邓氏之章法运用自如灵活，能根据入印文字之特点进行再改造、再创新，故印印不同、款款生动，绝无程式化倾向。其刀法亦独具一格，是少有的站着治印的印人，大刀阔斧，横冲直撞，犀利爽落，铿锵有力，极具视觉冲击力。由于站着刻印，常见20厘米见方的巨印作品，真率质朴、豪放粗犷、气势磅礴。为节省印泥，他还常用油墨拓印，足见其巨印之多。并且，其创新并非仅限于字法、章法和刀法，印屏亦颇有特色。

　　在某种程度上，其将印屏与印面等同视之，皆精心布局、巧妙化裁。比如，其印蜕与边款位置皆“不走寻常路”，似乱实整，似散实聚，给人以“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”之感，使静态的印面具备了动态的节奏感；又如，其印屏的题签、长跋常用行草书就，瘦硬清癯，且与印蜕和边款参差交织、腾挪揖让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交相映衬；再如，其还善于将一首诗词以数印刻就，再制成印屏，其间加以长跋，使诗、词、书、印合成一璧，相映生辉，文气馥郁，新意迭出。因此，如果仅仅用“汉砖入印”来概括陈左夫篆刻艺术特征是远远不够的。在笔者看来，其高明之处就在于能“遗貌取神”，不仅得取法对象之特质，更传承了“没有清规戒律可束缚”的工匠精神，远非寻常意义上的“印外求印”。

　　艺术推手

　　陈左夫之所以为当代印坛所重，除篆刻艺术成就外，还和他超强的组织活动能力有关，而这与其曾担任过商业银行分行行长是分不开的。

　　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马一浮、马公愚、潘天寿、唐醉石、来楚生、韩登安、余任天等艺坛先辈相继离世。当时，篆刻艺术也处于“扫除”之列，篆刻界万马齐喑，有的印人甚至已无刀无石。但他以过人的胆识、对篆刻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执着，不顾年迈之躯，不仅为印人上门送刀送石，而且四处奔走，多方联络，冒着风险让自己的家成为当时印人的活动中心。这一时期，他与钟久安组织创作了《农民革命印谱》；1973年前后又与张根源等组织创作简化字印谱——《革命英雄印谱》，并积极与李伏雨等合作，借助“杭州书画社”这一平台多次推出小型篆刻作品展；1980年后，他又参与筹建杭州市书法家协会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、浙江篆刻研究会，协助举办“浙江省首届篆刻艺术展”“全国首届刻字艺术展”等活动，并将所藏12方两汉、三国、两晋砖砚及历代古砖拓400余页捐赠给湖州市博物馆收藏。

　　一直到后来西泠印社、浙江省文史馆、杭州政协书画会等机构举办的一系列篆刻活动里，皆有其忙碌操劳的身影。有事找“左老”，没事也找“左老”甚至成为浙江篆刻界的一种依赖……回首往事，浙江篆刻之所以能在全国印坛式微的背景下生生不息、薪火相传，并在后来迅速复兴，成为国内印学中心，陈左夫功不可没。

　　“斜杠青年”

　　陈左夫才华过人，不仅篆刻、书法独步艺坛，而且在古文诗词、收藏鉴赏、学术研究领域也造诣深厚。如诗词方面，他曾作有《江城子·游芦茨》：“鸬鹚飞起钓台东，碧天空，去无终。山亭寂寞，高处乱岩中。惟有一江东流水，两岸绿，满帆风。”其词作格调清幽，不让古人。在鉴赏研究方面，其于青花瓷、玉器及汉砖等亦颇有心得，研究水准得到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、西泠印社社长张宗祥的肯定，并与之合著论文，在《浙江历史年会》杂志上公开发表，至今仍备受推崇。为此，陆维钊曾专门撰联推誉：“操刀自成家，非骨甲樽彝，齐吴皖浙；鉴赏持新论，辩金铜玉石，砖瓦陶瓷。”

　　有人说，艺术家都是狂妄的。陈左夫亦不例外。他对自己的篆刻也曾自信满满地断言：“三百年后自有公论。”但应该看到，他不是一个“纯粹”的艺术家，其实还是一位严谨的银行家、浪漫的诗人、儒雅的学者、传道授业的教师、古道热肠的社会活动家……用当下的流行语来讲，他是一位典型的“斜杠青年”。所以，很难说究竟是艺术成就了他的银行本职，还是银行本职成就了他的艺术，抑或是诗歌、学术成就了他的篆刻与金融本行……